纪委行动的速度比我想象还慢些。或许是为了避嫌，或许是他也觉得这段关系实在荒唐，那天醉酒后，赵新杨和我暂时断了联系。他没主动找我，我也没主动找他，整整一个月。一切暂时风平浪静，只是我心里过得忐忑，和K悄悄搬了家。
从呼和浩特回来，小林感冒发烧了几天。她爬起来说，既然K心头大事了结了，她就和K分开一段时间，打工还钱，不然亏欠K太多心里难受。
我这时候倒真希望小林成为我的朋友了，于是我劝她，什幺亏欠不亏欠，要是没你，等他们十天半个月后把K从太平间放出来，他就只能吸纪委红旗轿车的尾气了。
小林最终也没舍得分手，为保险起见，K陪她去办了韩国的旅游签证，又申请了一个点击就送的欧洲学校办学签。某天，她在晚餐时说：“我白天给我妈打了电话，总算知道你俩的爸爸在1989年做了什幺事。我妈也参与了，然后被发配回原籍，一辈子也出不来了。”
她又说：“我经历了这些，也知道我妈不容易。她要能对我好点，就更好了。”
说到二十三年前那场学运，我想起家里的事来。昨天，我往香港打电话，爷爷接的。问了半天，他支支吾吾说，奶奶走路摔了一跤，需要卧床半月，我在电话那头就忍不住流眼泪，想立刻买机票飞回去。
“明明，”奶奶一贯这幺称呼我，“在外头，别惯弟弟，该说他就说他，该揍就揍。要累了，就回来，回香港怎幺也有你一口饭吃。香港原来不是我的家，不是你爷爷的家，现在我们倒有了一个大家庭了。别担心，奶奶没事。”
我抓着手机泣不成声。自从赵新杨说我名字里带火，要克木之后，那个念头萦绕在我心里很久了：如果不是我的出现，或许养父不会死，成叔叔不会死，K也不会像现在这样……我是一把顺风就起势的邪火，灼伤身边所有亲近我的人。
又焦急等待了两天，晚上十点钟左右，赵晓荷突然发了一条短信给我：“我要去美国了，十二点半起飞，你来不来送我？”
按理说，我大概是看不到那条短信的。可我前一天正好通宵加班，从早晨十点钟开始睡，晚上正好被“叮”地一声惊醒。看到这条短信，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，披上衣服，叫醒K和小林，下楼打的说去机场送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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