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，我们熬过那个零下四十度的漫长寒冬，生意有了起色。
我们在黑山、阿尔巴尼亚、乌克兰之间跑了几趟小单：废钢、铬铁、粗镍粉，都是东欧小钢厂急需却不敢走明路的“灰色货”。量不大，利润却厚得让人心跳加速。钱来得慢，但稳。
终于在春天来临前，把账本上那条刺眼的红线一点点拽回了黑字。
第一次看到正数那天，安娜罕见地笑了，嘴角冻裂的疮口渗出血丝，她却像没感觉似的，只是低头又算了一遍账。
瓦洛佳难得咧嘴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；我更夸张，直接把她抱起来在雪地里转了三圈，吼得嗓子都哑了：“小孩，我们他妈的熬出来了！”
于是，在这个月最冷的那天，我犯了辈子最大的错——主动提议去镇上酒馆“正经庆祝一次”。
我们日夜泡在伏特加里，板房里随时有酒，实在没必要跑几十公里去那个鬼地方。可我偏偏兴致上来，说：“小孩，今天得像人一样喝一回！”安娜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头。
我早该知道镇上那帮人的德行。酒鬼、赌徒、坐过牢的、刚放出来的，个个眼睛里长着钩子。
那天破木屋里热得像蒸笼，火炉烧得噼啪响，伏特加一瓶接一瓶，歌声吼得屋顶的积雪簌簌往下掉。
我和瓦洛佳难得彻底放开，几个老熟人抱成一团，唱歌唱得嗓子哑了。
后续内容已被隐藏，请升级VIP会员后继续阅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