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，北京深秋，寒意从四合院的青砖缝里往上爬。
丧礼主角是老牌石化集团的创办人，告别式极其封闭，只有极少数真正沾得上边的世交才能拿到请柬。
会场内光线昏暗，香烛味混着菊花的苦涩。
来的人却意外地多——不是因为死者有多大情面，而是因为这场葬礼本身就是一次重新站队的机会。
和坤集团那年正处于最意气风发的阶段，创办人带着妻子和女儿站在最前排的位置，像一座移动的权力灯塔。所有人的目光都忍不住往那里聚。
那时周沅也才九岁。
她穿着一条质地极好的黑色小绒裙，领口和袖口绣着细细的银线暗纹，裙摆刚到膝上，衬得一双穿白袜的小腿格外纤细。头发扎成两个低低的包包，绑着黑缎带，额前几缕碎发还沾着北京的湿气。
她从小就生得极好，五官带着幼儿的软糯与圆润，圆圆的杏眼因为害怕和迷茫，不停地四处张望，像只误入成人丛林的小鹿。
大人们低声交谈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她却听不懂那些话里的算计与权衡。
她只知道外公再也不会捏着她的脸叫她“小元宝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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