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子就这样过了几周。
格里高尔彻底成了这个家的隐形人。没有人主动和他说话,没有人关心他吃没吃饭,没有人记得他曾经是这个家的经济支柱。
父亲重新开始工作,但工资只有原来的一半。
格蕾特不得不去打工,在超市兼职当收银员,每小时八柯蓝。她开始变得暴躁,变得易怒,变得斤斤计较。
每次从超市回来,她都会把包重重地摔在沙发上,然后瘫坐在那里,揉着自己酸痛的脚踝,抱怨那些难缠的顾客,抱怨那个苛刻的主管,抱怨那点微薄的工资连她以前一条裙子的零头都不够。
“我以前要什幺有什幺,”她有一次对母亲说,声音里满是不甘心,“现在呢?现在连想买个口红都要算计半天。”
母亲没有说话,只是叹了口气。
“都怪格里高尔,”格蕾特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,“要不是他变成那个鬼样子,要不是他丢了工作,我至于这样吗?”
格里高尔在房间里听见了这句话。
他靠在门板上,闭上眼睛,复眼闭紧了,但液体还是从缝隙里渗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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