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个人过了十一天。
那十一天我几乎没出过门。冰箱里的东西吃完了，我就泡方便面；方便面吃完了，我就去巷口买两个馒头。我把父亲的书房锁了起来，钥匙挂在自己脖子上。我把大提琴搬到客厅，每天练四个小时，练到手指出血，贴上创可贴再练。
邻居家的大妈来敲过两次门，问我吃了没有，要不要去她家吃。
我说不用。
第三次她把一碗馄饨放在门口，我隔着门说谢谢，等她走了才开门端进来。
那碗馄饨我吃了两顿。
第十二天的下午，天又下雨了。
我坐在客厅里，把父亲的怀表拆开又装回去——我不会修，只是想拆开看看，看看里面有没有停住的那个四点十七分。装回去的时候多了两个零件，我把它们放在桌上，盯着看了很久。
门铃响了。
我以为是邻居大妈，光着脚跑去开门。
门外站着韩雾。
我愣住了。
他还是那天的样子——白衬衫，黑裤子，怀里抱着琴盒。头发是干的，衣服也是干的，脚边放着一把黑伞。
那把黑伞。
我盯着那把伞，喉咙像被什幺堵住了。
“对不起。”他说。
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三个字。
“伞我洗过了。”他把伞往我面前递了递，“补丁那里，洗的时候有点脱线，我让我妈补了一下，补得不好。”
我伸手接过来。
伞面上那个补丁还在，歪歪扭扭的针脚旁边，多了一圈新的线，深蓝色，缝得很密，很拙。
我捏着伞柄，眼泪忽然就下来了。
我说不出话。我就站在那儿，抱着那把伞，哭得像个傻子。
他没有进来，也没有说话，就站在门外，等我哭完。
雨从檐上滴下来，落在他肩头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那天早上就到了，在我家楼下站了两个小时。他不知道该怎幺敲门，也不知道该说什幺。
“我听说了。”他说，“老师的事。”
我抹了一把脸，说：“你怎幺找到这儿的？”
“学院给的住址。”
“哦。”
又是沉默。
我还抱着那把伞，站在门口，不知道该不该让他进来。屋子里乱得不像话，餐桌上堆着方便面桶，地上全是谱纸，父亲的遗像还没摆，放在电视柜上，落了灰。
“我能进来吗？”他问。
我说：“屋里很乱。”
“没关系。”
我侧身让他进来。
他脱鞋，换上我父亲的拖鞋——大了一号。他走进客厅，环视了一圈，最后停在电视柜前面。
他看着父亲的遗像，站了很久。
然后他把琴盒放在地上，跪下来，对着那张照片，规规矩矩磕了三个头。
我站在他身后，看着他的背。他的肩很宽，衬衫因为那个动作绷出几道褶。他磕头的时候，地板发出很轻的、闷闷的三声响。
磕完，他站起来，转过身。
“老师最后给我写的那首曲子，”他说，“我还没拉完。”
我说：“《蝉声引》。”
“嗯。”他说，“第三乐章那个转调，他一直不满意。他说我揉弦太急。”
“他对你一直都很严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着我。
“许枝，”他说，“跟我走吧。”
我以为我听错了。
“什幺？”
“我说，跟我走。”
我看着他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窗外雨声很大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漏了什幺。
“去哪儿？”
“我家。”他说，“我爷爷奶奶在苏州，家里有地方住。”
“我为什幺要跟你走？”
“因为，”他说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，像是把每个字都称过重量，“我欠你父亲的。”
我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“你欠我爸什幺？”
他没有回答。
他只是看着我，眼睛很黑，很静，像一口深井。那里面有某种东西，我看不懂，但我知道那不是怜悯——怜悯不会让人这样站姿笔直地站在别人家门口，像在领受一场审判。
“我不走。”我说。
“好。”他说。
他居然说好。
然后他弯腰把琴盒拎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把鞋换回来。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慌了。
不是因为他要走——是因为我发现，屋子里除了我，最后一个活人也要走了。
“你别走。”我说。
他停下。
“你别走。”我又说了一遍，声音在抖，“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你别现在走。”
他转过身。
我低下头，脚趾抠着地板。
“你能不能……再坐一会儿。”我说，“我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十一天了。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。”
他站在门口，看了我很久。
然后他把琴盒放下，走回来，在我家那张旧沙发上坐下。
那天下午，我们就那样坐着。
他没说话，我也没说话。雨下得越来越大，屋里开始漏雨，客厅角落摆了个盆，滴答滴答接着。他起身，把盆挪了挪位置，又坐下。
后来他问：“你吃饭了吗？”
我摇头。
他去厨房，打开冰箱，里面是空的。他又打开橱柜，找到半袋米。
“我煮粥。”他说。
“我不会用那个锅。”我说，“我妈从来不让我进厨房。”
“我会。”
他煮了一锅粥，白粥，什幺都没放。他自己盛了一碗，给我盛了一碗，端到我面前。
我端着那碗粥，热气扑在脸上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
那是我十二天以来吃的第一顿热饭。
吃完粥，天已经黑了。
他起身告辞，走到门口，回头看我。
“你不用现在答复我。”他说，“你想多久都行。你要是不愿意，我就每天早上来给你煮粥。”
我说：“你为什幺要对我这幺好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因为我欠你父亲的。”他又说了一遍。
“到底欠什幺？”
他还是没回答。
他撑开那把伞——我的伞——走进雨里。走到院门口，他停了一下，没有回头。
“那把伞，”他说，“你留着。”
第二天早上，他真的来了。
手里提着一袋菜。
第三天，他修好了我家漏雨的那个角落。第四天，他把父亲那块拆开的怀表装回去了，只多出一个螺丝，他说那个螺丝本来就是备用的。
第七天，我说：“我跟你走。”
他蹲在地上，正在收拾那些散落的谱纸。他停下手，擡起头看我。
“我想好了。”我说。
“想好什幺了？”
“我不能待在这儿了。”我说，“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。”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继续低头收拾谱纸。
“我只有一个条件。”我说。
“你说。”
“我要带我爸的琴。”
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。
“好。”
去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能带的东西那幺少。
衣服装了一个箱子，书装了一个箱子，父亲的手稿装了两个箱子。母亲的衣服我一概没动，全都叠好放回柜子里，柜门关上，像她只是出了趟门。
最后我站在客厅中央，看着那把大提琴。
那是父亲生前用的琴。琴身有一道旧伤，在他那一代的某次搬家时磕的，补过，补得很好，不仔细看不出来。琴颈上有常年握出来的油光。
“这把琴比我年纪大。”我说。
韩雾伸手接过它，抱在怀里，动作和他抱自己琴盒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“我认得这把琴。”他说，“老师用它拉过《天鹅》。他拉的时候跟我说，这把琴低音好，像人到了中年以后说话的声音。”
我看着他把我的琴抱进琴盒，扣好搭扣。
“还有一样东西。”我说。
我从脖子上取下钥匙，把父亲书房的门锁上，把钥匙放进他手里。
“这个你帮我收着。”
他握着那把钥匙，看了我很久。
“这房子……”我说，“我不卖。我一辈子都不卖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帮你守着。”
走的那天，天没下雨。
车停在巷子口，是一辆黑色的轿车，司机站在车边等着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家那扇门——门上还贴着去年过年时母亲贴的福字，边角已经卷了。
我忽然想起那天早上，母亲在门口换鞋，父亲在楼道里说：“伞带上，昨天那把找不着了。”
那是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我攥着那把黑伞，坐进车里。
车开动的时候，我没有回头。
